[[1]] 该文原载于《法律评论》1936年第1卷第 47期。
因此，人权治理不论是在形式特征抑或是实质特征上，都具备不可撼动的合法性，同中国所特有的国情紧密联系。因此，在基本概念价值基础中，群体性利益的解读会时常出现也更易被认同，例如人民、贫困者、弱势群体等。
现代人权运动产生于二战之后的绝望之中，这是一次找寻一种世界信仰以填补精神空缺的郑重尝试，是一次从基督教传统和启蒙运动这些基本要素中，收获一个新信仰和新法律以重整社会秩序的尝试。有学者认为，如果价值不仅对个人表现为有价值，而且也能为所有具有人性共同本质的人们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些价值就是客观的。但同时，勾联人权规范与具体实施机制不意味着混淆人权宣示，作为原则或宣示目的的人权规范仍应保持应然标准，继续发挥人权有效性和正当性标准，避免成为人权滥用的借口和依凭。在克服宪法规范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对立性问题上，斯门德整合二者，强调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使政治现实成为宪法规范的意义背景、宪法规范成为政治现实的构成性要素，在人、功能和质三个维度完成了整合体系的统一性。可见，缜密量化的人权实施机制不仅可以有效督促人权落地，并且对于特定问题的监测与提升公众认知起到积极效果。
人权作为根本性内容规定于国家宪法之中，并经由宪法和部门法的价值沟通，作为基本原则规定于各部门法内部，使思想、观念范畴的基本人权转换为受法规范体系保护的基本权利及具体权利。之所以我们能够接受人权的能指形式而不另造词汇替换，是承认并接受人权的开放性，并且有意识地从生活现实、经验实践而非概念上、理念上构筑基本理论，进而结合中国特色的人权所指。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政治形态上说，夏，甚至夏代以前便进人了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并有了法律。
[[15]] 范忠信:《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以西方法系的市民精神为参照系来认识》，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16]] 杨一凡:《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17]] 艾永明:《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载《中国法学》2004 年第1期。由哲学范畴的人本主义发展到政治范畴的民本主义，儒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2]]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存在着监察制度，这是中国制度史的特点与优点之一，为了使监察制度能够正常而有效率的运转，历代王朝又制定了规范监察系统运转的监察法。 [[1]] 参看张晋藩:《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2006年9月编印。
[[9]]侯文富、张立波、贾国发在《简论中华法系的特色与价值》一文中认为中华法系的特色有三点:①具有重法治、修法典的传统。而是随着统治者法律指导思想的变化。
张先生的最新文章中，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将其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儒家学说是缔造中华法系的灵魂儒家学说是诞生于中国土壤上的国粹，对于我国古代道德人文、社会风气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将中华法系的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的指导思想，但也融合了道、释的某种教义;二是出礼入刑，礼刑结合;三是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四是立法与司法始终集权于中央，司法与行政合一;五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与民刑有分、诸法并用;六是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在有些朝代虽然制定了律典，但只是具文，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其他的法律形式所取代。杨峥嵘比较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特点以后指出二者的区别是:①二者对成文法典的编纂、形成的时期不同，且公布于众的做法不同。
这种礼法结合的法律还为东亚一些国家所袭用，最终形成了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礼入于法，法与礼以为出入，在世界法系中只有中华法系有这个特点。[[25]] 吕世伦、邓少岭:《天人合一境界中的中华法系之美》，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3期。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行政法律逐渐完备并且在法律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法律已经不再以刑为主，而是行政法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24]]吕世伦、邓少岭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法系的特征，认为老子的法律观和审美观有着密切的关联，老子理想中的法律极有审美意义。[[28]]高明士教授提出中华法系的特质有三:①就立法的形式而言，订立以晋唐律为蓝本的成文法典，也就是以儒家化的法典为蓝本，尤其是唐律，当是中华法系的第一个基本特质。
礼与刑，对西周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起着促进和保障作用。至秦汉，北方的匈奴也制定了自己的法典王章。
二、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华法系特点的讨论继续受到学界的关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而在是主流的、长期的两者相合的时候，礼始终占居主导地位，法居于从属地位，重礼轻法是中华法系的本质特征。因此，以礼为纲，礼刑并施是西周法制的重要特色，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为封建法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唐代，统治者已经把律、令、格、式、典、敕、例等多种法律形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礼以教化，为积极的规矩，是禁恶于未然的防范;刑以惩罚，为消极的制裁，是惩恶于已然的刑罚，即所谓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在法家法治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尊尊原则被强化和发展，君主集权下的官僚等级制成为法律维护的主要内容，以君主为象征的国家权力成为法律维护的首要目标，从而形成了君主本位即国家本位的法律传统。
中国人对法律功能的认识，领人类政治文明之先，且于实践上历代相因，孜孜以求。在《尚书·皋陶谟》中，作为当时主要立法者和司法官的皋陶，在谈到施政原则时，首先谈到的不是司法，而是如何选官立政，进行国家管理。
由于有关中华法系的讨论文章较多，为了了解关于中华法系特点讨论的清楚脉络，本节将讨论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三个阶段加以叙述。[[2]] 陈朝璧:《中华法系特点初探》，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
尊尊为忠，旨在维护王权;亲亲为孝，旨在维护父权。历代统治者为准确、有效地执行司法职能，都制订诉讼法规，建立和健全诉讼制度。
又规定了一套封建等级和特权，总体说来，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教化与刑罚的兼施，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精神，既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的价值;②援法断罪，重惜民命。被世界公认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即在此时形成。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慎罚就是使刑罚得中。
[[13]]彭凤莲在《论中华法系重礼轻法特征的形成》一文中认为，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应是在礼与法相互渗透与结合基础上的重礼轻法。行政司法合一，古罗马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地方均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才使中华法系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大放异彩，对东南亚各国的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基本承袭了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的思想。
[[29]] 高明士:《也谈中华法系的特质》，载《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 2006 年9月编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法道等竞显风流。
[[5]]三年以后，乔伟先生再次发表文章申说其观点，指出中华法系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礼法结合，这个特点的形成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其政治文化上的原因。与两宋并立的辽金西夏政权都属于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地方性政权，分别制定了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法典。4，民间调解作用的发展。法史学者过去对中华法系特点的静态总结较多，动态总结较少。
[[17]]注重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讨论中华法系的特色，也为这一时期探讨中华法系的学者所重视。至此，中华法系重礼轻法的特色初步形成。
君主本位和家族本位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华法系以礼为本特点的发展变化。现存的律学著作如《读律佩》、《大清律辑注》、《读例存疑》、《大清律例通考》、《大清律例按语》、《大清律例根源》、《驳案汇编》、《秋谳辑要》等等，都是中华法系学术史上的重要代表作。
学术界虽然向来比较重视对监察制度的研究，可是对监察法的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缺乏。文章指出，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